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票号

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。“日升昌”是中国第一家票号，它成立于清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总号就设在平遥西大街，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，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。其前身西裕成颜料铺，在乾嘉年间已资财雄厚。为适应商业、金融业的需求，开始兼办汇兑，改组为票号后专营汇兑，存放款业务，逐渐发达，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、地主和一般商人，以“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”著称。“日升昌”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近代性质的新型金融业，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和金融机体中悄然生成。

山西票号发展之初，只是在本号之间用简易的票据，形成本号间的资金结算。此办法试行后效果极佳，一是便捷、二是高效，三是降低了成本。如此结算方式，让时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的雷履泰如梦初醒，他认为用这种结算方式做异地间的货物交割带来的资金结算，其市场空间很大，并且利润也很高。于是，他从最初只在本号间的结算到兼办再到专办，并且借助“民信局”已经构筑的民间邮递网络，形成横向联合。

到道光元年（182D，雷履泰和东家李箴视发现此乃生财之道，便放弃颜料生意，专营汇兑，“日升昌”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。

山西票号成立后，发展到了“存款、贷款、汇兑”三大业务。由于社会市场的不断需求，当时票号发展的非常火爆，很多商家也纷纷效仿转营票号，于是形成“祁、太、平”三大票号。

在票号开办之初，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。这套制度从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∶一是严把用人关∶用人必须是本地人，并且是诚实讲信誉之人，祖宗三代无劣迹，而且耍有保人，在业务方面必须会打算盘，且能写一首好毛笔字。此外，“姑爷、舅爷、少爷”不用二是用人不疑关∶东家对掌柜要高度信任，让权经营，只等年终汇报，并且做到用人不疑原则∶三是利润分成关∶票号是以股份制经营，它需要大量资金，一般是东家以大股进行控股，大掌柜顶一股，其他员工可根据业绩顶不同的股份，每到大账期分红时，干得好的员工可以加股，以此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。

在票号的股份机制中，既有资金“银股”，也有“身股”。所谓的“身股”，就是“顶生意”，也就是“顶身股”，一旦拥有了这个“顶身股”，相当于在票号成为“合伙人”，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。

票号普遍采用顶人力股方式，东家、伙计共享利润分配，“身股”把员工和东家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，这种经营原则形成了利益一体化，协调了劳资矛盾，对票号发展起重要作用，做到了东家、伙计同心和同舟共济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得到缓解。

此外，票号有一套完整的“财务制度”，它采取“日清、月结、年总结、大账期盘点”四个清算方法。票号的账本，主要是“银流水和货流水”两大类。除了流水账外，还有分类账目，它是按业务性质、资金流向和货物总类，分别建立的相应账目，其目的是为了对账清楚。

票号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，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、渠道划分为进、缴、存、该四类，分别设立账簿核算。“进”指全部收入，“缴”指全部支出，“存”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，“该”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。其原则是∶进一缴二存一该，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。账目的平衡称为“合龙门”，故有龙门账之称。

这一套“合龙门”会计账目，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。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，但账目更为详细。1879年山西大早，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百兴源，官府未及取出，被该号王鉴、车跃龙、贾世源私吞，此事在1883年查账时查出，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。

日升昌票号成立后，祁县、太谷等商号大贾竞相仿效设立或改营票号，山西票号总分号在国内外达400多个，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。平遥更是票号云集，相继有蔚泰厚、蔚丰厚、蔚盛长、天成享、新泰厚等21家票号崛起，独领金融风骚，成为清时全国金融中心。票号黄金时代，红利每股都要分到一二万两以上，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，营业领域之大，为中国商业机构所罕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