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：迁都重庆是抗战前三年就做出的决定

本文作者张宪文，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，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，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，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。

平津的陷落震撼了南京，淞沪战事的爆发更直接威胁着国民政府的权力。尽管为了安定民心，表达中国政府抗日的决心，国防最高会议曾于8月14日宣布“外侮虽告急迫，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”，(陈鉴波：《中华民国春秋》，第749页，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9月版。)但是，迁都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在进行。7月27日，蒋介石曾命令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17次会议讨论“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”问题，“限三日具报”。(《民国档案》，1987年第3期，第5页。)7月29日，何应钦建议先将政府机关人员的眷属秘密疏散至内地。(《民国档案》，1987年第3期，第7页。)9月，德国军事顾问斯达开(Staike)亦建议考虑政府迁移问题。(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(上)，第397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)

淞沪会战

日军飞机的轰炸，也使南京笼罩在战争气氛中，自八一三抗战以来，日军“轰炸中国之密集部队及军事设施并掷炸弹120吨，参加轰炸南京的飞机在800架次以上”，([英]田伯烈：《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》，第80页，正中书局1938年版。)“无辜民众惨死在敌弹之下者，先后达300余人”。(《南京市长马超俊致行政院呈文》(1937年)，行政院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)尤其是随着淞沪方面战况吃紧，国民政府从10月底起，就开始陆续向武汉、长沙和重庆三地疏散政府机关人员。

上海失守后，国防最高会议于11月17日在铁道部防空洞召开，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。19日，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对迁都重庆的决定作了说明。蒋介石称“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，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”。他说：“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、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，那我们对抗暴日，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，而政府所在地，仍不能算作安全。”他称迁都重庆的目的是保证“我们国民政府不被消灭”，“只要国府存在，必与之抵抗到底”。(蒋介石：《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》，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第14卷，第653页，台湾出版。)

当天晚上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人员由南京乘船，溯江西上，26日抵达重庆。五院和其他各部、会也分别迁往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。但军事委员会仍留南京。

南京旧址

20日，国民政府发表了《为贯彻长期抗战移驻重庆文告》，表明了中国决心抗战的意志。

为了安定军心和民心，11月21日，蒋介石分别致电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和政府、各军事将领，说明迁都之目的“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，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，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”。他声称政府迁渝后，“我前方军事，不但绝无牵动，必更坚决进行”，“且中枢移驻内地，首脑既臻安固，则耳目手足，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;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，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”。(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对日抗战时期·第二编·作战经过(二)》(以下简称《作战经过(二)》)，第212～213页。)

蒋介石自己留守南京指挥，直到12月7日乘飞机离开南京。

南京国民政府

张宪文等：《中国抗日战争史·第二卷，全民族奋战：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(1937年7月—1938年10月)》，北京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16年版。